【兰德】美国军事干预决策模型，为领导做决策降低难度！
1.军事干预框架
报告建立了一个“决策树”框架，用于权衡战争或危机爆发后7种军事干预类型的使用，并评估其相应后果。旨在为未来军事干预提供决策参考。
这7种军事干预类型包含：是否干预？何时干预？以何种规模干预三个维度，如图中该“决策树”模型所示。
研究方法：
文献综述：关于干预、干预时机、干预规模和冲突结果、干预者的结果和宿主的结果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
定量分析：1945年以来的286场危机和战争定量分析
案例分析：一组45个重点案例研究
反事实说明：对1992-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1950-1953年朝鲜战争、2011年利比亚内战和1979年伊朗革命进行了四次深入的反事实说明
在这些反事实中，首先描述了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原因，然后探讨了如果美国做出不同的干预决定，比如选择不干预朝鲜战争，可能会发生什么。强调关键行为者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兴趣和能力，并探讨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会如何行动。探讨了这一替代决定对美国的成本和收益，并确定了哪些因素对决定反事实结果至关重要。利用这些案例中的见解来说明对不同干预决策和结果衡量之间权衡的更广泛的观察。
2.主要研究结果
对冲突的影响
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对东道国的影响
更大规模的干预可以更普遍地带来更好的结果。在重点案例中发现大中型干预措施更经常地实现了美国的政治目标。此外，与较小规模的干预相比，较大规模干预的规模对其成功至关重要的情况更多。大规模干预，如1991年海湾战争，凸显了更大规模的部队所能提供的价值，尤其是在传统作战的情况下，以及面对强大的对手时。
话虽如此，我们也有理由谨慎使用更大的力量。
在至少三种情况下，更有限大小的力可能更可取。
首先，一支庞大的美国军队可能在当地居民或重要地区行动者中遭到巨大反弹，破坏干预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并可能加强敌对势力
第二，一支庞大的美国部队可能对对手构成高度威胁，并促使冲突或危机不必要的升级。
第三，一支大部队，尤其是一支大规模地面部队，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动员和部署，因此政策制定者可能更愿意派出一支规模较小、能够更快做好准备的部队。
即使在这些可能表明倾向于更有限规模的部队的条件之外，大规模部队的引入实际上增加了美国对干预结果的“赌注”。如上所述，大规模部队有助于增加成功，但在其他情况下，如2001年后对阿富汗的干预，即使大规模增加的部队也可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冲突的动态，增加了干预的成本，却没有大幅增加其收益。
因此，大部队代表了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战略，其可取性应根据当地情况和上述标准仔细评估。
3.对美国陆军的建议
利用我们分析的关键见解，我们提出三项建议，为美国和陆军未来干预的规划和决策提供信息。
建议一：评估军事干预结果的四个关键指标
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军事干预可以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我们也发现了暗示性的证据，表明自1945年以来，美国可能在总体上过度干预。总的来说，在对美国干预政策的分析中，不干预的代价与克制的潜在好处相比可能被过分强调了。
分析确定了四个关键标准，在决定军事干预是否可能促进美国利益或证明适得其反或浪费时，可以对这些标准进行评估:
局部力量平衡:在危机和战争中，力量平衡已经向美国支持的一方倾斜，干预可能是不必要的。然而，在美国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如果美国的干预能够扭转局势，干预可能更有意义。
破坏者的角色:如果外部行为者可能通过增加对危机或战争的参与来应对美国的干预，足以对抗美国军队的引入，那么干预可能会被证明是无效的。美国的对手也可能通过在其他地区采取损害美国利益的行动来回应这种干预，这种方式是对东道国的狭隘分析所无法解释的。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不得不仔细考虑苏联将如何应对其海外活动，以防止无意的升级。
升级的潜在风险:如果美国的干预有可能直接威胁或被认为直接威胁到美国的近邻或其他高能力对手的安全，那么这种干预有可能将美国拖入更广泛或更危险的对抗。尽管在我们评估的案例中，这种情况是有限的，但它们的潜在后果突出了在做出干预决策时考虑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合法性程度:在没有国际合法性的情况下采取干预措施会更广泛地影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和美国的声誉。合法性对于避免东道国的反弹也至关重要；这种反弹可能会削弱干预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对于有大量美军参与的干预行动，这种担忧最为严重。在其他情况下(最值得注意的是，涉及人道主义问题的情况下，人们可能越来越期待美国或多边干预)，未能干预以防止平民遭受苦难可能会削弱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合法性。
建议二：更早，更大的干预，风险更高、回报更高
分析表明，早期和更大规模的干预总体上更有可能为美国带来积极的结果。然而，即使成功，也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
因此，这些干预构成了“豪赌”。
但是，有能力的第三方破坏者的存在，这种干预可能会失败。当这种干预无法实现其目标或产生额外的、不可预见的复杂情况时，它们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声誉和经济成本。早些时候，只有在根据对上述因素的评估和对军事干预的潜在替代办法的评估，对成功的可能性进行仔细分析之后，才能采取更大规模的干预措施。
建议三：优先收集和分析关键情报，为干预决策提供信息
为干预决策提供信息的情报收集应侧重于以下问题:
交战方和均势:谁是交战方？相关方之间的权力平衡是怎样的？通过干预，这种平衡会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式改变吗？
各方的动机:这场战争或危机看起来是可以解决的吗？双方愿意打多久？利害攸关的问题可能仍然难以解决，还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
外部破坏者和影响者:哪些外部行为者可能会以违背美国利益的方式参与进来？他们的目标和能力是什么？他们有可能干预军事力量或施加其他类型的影响吗？
当地居民:东道国的当地居民会支持美国的干预吗？如果没有，会有什么样的反弹，会有多严重？冲突的其他各方和当地居民之间有什么关系？
对手回应:对手将如何回应美国的干预？他们可能会感到受到威胁吗？是否有重要的升级风险需要考虑？作为对干预的回应，对手有能力和动机破坏美国在其他地方的利益吗？
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对此次干预会有什么反应？美国会因为干预或不干预而面临盟友的反弹吗？
因为没有一种干预方法每次都能奏效。相反，每一项干预决定都必须根据当时条件做出。本报告目的是通过确定做出决策时应权衡的关键因素，描述将这些因素与干预结果联系起来的机制，提供详细的历史示例，以及系统评估在特定环境下执行的具体干预决策的可能影响，从而降低高层领导做出决策的复杂性。